《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10年08期
64-69
出版日期：2010-08-31
ISSN:1674-2869
CN:42-1779/TQ
小说《宠儿》中的话语对抗与主体动态重建
0引言主体性是黑人文学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也是黑人文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20世纪，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转向，深刻影响了主体性研究的范式和途径。第一次是源自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其后迅速波及所有人文学科。在此转变中，语言这面反映世界的“自然之镜”不可逆转地破碎了。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具有构造性,世界不外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在语言与各学科不断的融合与广泛的运用中，“话语”逐步地代替了“语言”，成为聚光灯下的新焦点，出现了第二次转向。较之抽象的“语言”，“话语”更能说明某些概念在历史、政治、文化语境中获得意义的过程。“对于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言,语言学的两次转向也是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上的转折性事件。［1］”话语理论介入文学研究，不仅为人文社会科学引入了定性、定量的研究范式、对文本的形式结构进行深入分析，更将文学文本与文本外的语境结合，深刻阐释文本所暗含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意义。而文学作品本身也是重要的话语形式之一，有内在的语言秩序，而这一内在语言秩序无疑受到文本外部权力、社会机制的控制。因此，话语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整合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跨越了文本内、外的界限，融合了文本内、外的语境和话语秩序，将文学文本研究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莫里森就语言的力量和语言使用者的责任为题发表演说，充分表明她在写作中对语言、话语的重视。其小说《宠儿》深刻揭示了话语与主体性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处于对抗的奴隶主与奴隶两大阶级，分别采取不同的话语形式，以期建立不同的话语秩序，而话语秩序最终支撑构成社会秩序。“作为一种表意实践，话语活动隐匿着主体对世界、现实及自身生存方式的体验。话语主体的生存状态常常投射在具有特定旨趣的话语形态中，而特定类型的话语群落则往往折射出一定时期内话语群体的集体无意识。［2］”因此，借助话语类型、构成规则及表述模式等的研究可以探求话语群体的主体意识和实践行为。1书写性文本与话语暴力小说《宠儿》中奴隶制话语采用书写性文本的表述模式，这是奴隶主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马大康对书写性文本的分析一语道出其特点：“文字书写增强了语言的明确性，强化了思维的逻辑性，有效拓展了语言所构筑的精神宇宙。书写的普泛化就是语言的官方化、等级化、权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日渐建立自己的规范和秩序。［3］”书写性文本强调文本背后的理性，而“理性”往往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作者对文本具有独占性，读者被排斥于文本的书写过程中。同时书写性文本具有永恒性，一经写成就无法更改，读者只能被动接受，这就造成了作者与读者间等级性和从属性的关系。奴隶主叙述正是以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规则、以书写性文本为表述模式，利用书写性文本所具有的独占性、封闭性、等级性、压制性等特点，通过印刷传播或直接在奴隶身上刻写的方式，实现话语对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巩固。小说凸显了这种书写性文本的“文字暴力”，印证的例子比比皆是。第8期史丽玲：小说《宠儿》中的话语对抗与主体动态重建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第32卷
当赛丝向宠儿和丹芙讲述起自己的母亲时首先想到的是烙在母亲身上的记号。“就在她的肋骨上，有个圈圈和一个十字，烙进皮肤里。‘这是你的太太。这个，’她指着说，‘现在我是唯一有这个记号的。其他人都死了。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又认不出我的脸，你会凭这个记号认得我。”奴隶主在奴隶身上刻写的奴隶标记居然成为奴隶身份确认的主要标志。赛丝也让妈妈给自己烙上相同的印迹，妈妈打了她一耳光。直到自己也被烙上这个印迹，她才明白母亲当时为什么要打她。当赛丝向加纳太太告发“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吸走她奶水的事情后，“学校老师”把赛丝毒打了一顿，在她背上留下了丑陋的疤痕。“她脑子里没有别的任何东西。那两个家伙来吃她奶水时的景象，已经同她后背上的神经一样没有生命，背上的皮肤像块搓衣板似的起伏不平。［4］7”这些在奴隶身上刻写的书写性文本具有永久性和独占性。它永久地刻写在奴隶身上，无法抹去、无法更改。奴隶主作为文本的书写者，对文本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独占。同时，奴隶主对书写文本的另一种记录方式，印刷文本也有绝对的控制权。“学校老师”把黑奴当成生物标本，测量他们身体的各部分尺寸来研究他们。赛丝向宠儿吐露了这段难堪的经历。“‘学校老师’把那绳子在我脑袋上绕来绕去，横过我的鼻子，绕过我的屁股，数我的牙齿。［4］243”之后，赛丝无意中听到“学校老师”教授侄子把她的特征按人的属性和动物属性分开，这才使她彻底醒悟了奴隶制对奴隶主体性非人化的践踏，这也使她最终下定决心不顾任何危险也要逃离“甜蜜之家”。基于“科学观察”形成“科学性话语”具有书写性文本的等级性和压制性，它对奴隶进行定型性的描述，体现了奴隶主意识形态对语言进行推理性介入。而报纸对赛丝杀婴的报道更是剥夺了她思考和言说的主体性地位，将其定义为野蛮，并作为黑人同类相残的“铁证”。连保罗·D也在书写文本的霸权植入下，指责赛丝是“四条腿的动物”。这些印刷性文本表明了书写性文本的封闭性和等级性。奴隶被排斥在文本之外，永远无法参与话语；同时，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将白人和黑人等级化，使白人获得优先地位。另一方面，当边缘化的主体意识到话语的重要性，并试图参与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时，他们却不可避免地遭遇自我放逐、自我否定，因为此类话语的支配性正是建立在把他们视作他者的前提下。正如其他的书写性文本一样，赛丝出卖身体十分钟交换来的“宠儿”一词也深深的刻写在黑人女性身上。当赛丝在墓碑旁躺下时，她复写了霸权话语的做法。为了祭奠死去的女儿，赛丝同样地在奴隶个体的身体上刻下了书写性文本，将女儿定义为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她一再地重复“她（宠儿）是我最美好的东西”，这不仅是她母爱的宣言，更是她对女儿独占性所属权的宣称。因此，我们目睹了当被定义为他者的个体企图援引西方文字为自己所用时，导致了对自身的施暴行为。赛丝试图加入支配性话语的行为是一种对自己的实行的暴力和对她所命名的他者的背叛。比起杀婴事件，嵌入语词的暴力可能最终对黑人的主体性造成更大的摧毁，因此“她紧贴着缀满星斑的暮色墓石、双膝墓穴般敞开所付出的十分钟，比生命更长，更活跃，比那油一般浸透手指的婴儿的鲜血更加脉动不息。［4］6”墓碑上的粉红色也是赛丝看到的最后的颜色，“每个黎明她都看到曙光，却从未辨认或留心过它的色彩。这不大对头。仿佛有一天她看见红色的婴儿的血，另一天看见了粉红色的墓石的颗粒，色彩就到此为止了。［4］50”自此以后她的世界就再也没有了生命的颜色。2口语性文本与主体重建以奴隶主利益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阶层通过书写性文本的话语暴力来过滤、禁止或压制奴隶的异类陈述。在具有封闭性、独占性、等级性等特点的书写性文本中，美国黑人无法参与话语、无法建构主体。那么处于从属或边缘地位的他们又该如何颠覆霸权的书写性文本，修正奴隶叙述呢？话语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与身份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机构和掌握话语权势的精英人士通过制定话语规范和弥散在生活中的话语本身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使人接受并遵守话语规范。但是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不总是被动重复某领域的主流话语，也会有意识地遵循或背弃某种话语规范，以建构和彰显自己的某种社会身份。主体对于反映在话语中的社会矛盾的立场取向决定他的话语取向，这种取向在某种意义上策动了社会的变革。［5］”莫里森是如何运用新的话语类型和叙述模式，打开新的空间，使美国黑人得以言说历史、建构主体呢？Callahan深入研究了非裔美国口头传统中讲故事技巧对二十世纪黑人文学的影响，指出召唤—回应是非洲人及非裔美国人在演讲、故事、布道、歌曲中最根本和最显著的话语形式。黑人作家们将源自于口头文学、具有参与性形式的召唤—回应模式融入小说创作中。在对这一口头传统模式不懈的追求中，非裔美国作家长期以来一直寻求恢复语言与其源头，即一个民族的生存样态的联系。因为拥有属于本民族的个体形式，涉及语言、民族性、个体性和命运等方面的民族生存样态得以呈现［6］。莫里森也认为自己的作品大量地借用了黑人文化中的口头传统，她说“如果我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美国黑人文化的美学传统的话，那一定是我有意识地应用其美学特征的各种艺术形式并转换为书面表达形式的结果。这些美学特征包括：交互式轮唱（召唤—回应）、艺术的群体性、功能性、即兴性和听众参与性。［7］”由此可见，源自非裔美国文化的口语性构成了莫里森叙述模式的基石。口语性文本将作者、读者的关系转化为表演者、听众的关系，讲故事成为一个开放、平等、参与和即兴的创作过程。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召唤—回应模式唤醒了作者、读者、文本及小说人物间、小说文本间静态的关系，使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多重互动。基于黑人文化的口语性，莫里森恢复了语言与黑人生活间的和谐，创造了开放性、平等性、参与性的口语性文本，恢复了语言与黑人生活间的和谐，修正了奴隶制叙述的文学传统。2.1赛丝与黑人群体间的召唤—回应语言是超越语词的观念系统，它限定了一种文化的特征以及个体在文化内看待生活、确定位置的方式。交际社会语言学认为：“很大程度上，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是通过语言行为来建立和维护的。［5］104”这一观点与召唤—回应模式在黑人英语中的要求和作用是一致的。“召唤—回应模式不仅在群体成员间形成一种语言交际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群体成员身份的检验印记，它要求参与者通过回应证实他们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讲述者的陈述（召唤）不断得到听者语言或非语言形式的确认（回应），这一语言交际过程是以群体内部成员共享文化语码为前提的，可以使言说者和听者共享经历，并在他们之间建立情感上的亲缘关系。［8］”赛丝在辛辛那提度过28天的自由幸福生活后，“学校老师”一行四人追踪而至，而整个黑人社区出于嫉妒，没有一个人为她们通风报信。贝比·萨格斯感觉到远方有一团“黑压压的东西正在逼近，［4］187”这不仅是蓄奴制的阴影，也是黑人社区嫉妒的阴云。黑人社区与赛丝有着共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他们是赛丝奴隶叙述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却没能遵循黑人口头传统中召唤—回应的仪式对目睹的一切做出回应，他们从赛丝的叙述中“缺席”了。赛丝孤立无助，最终酿成了杀婴的悲剧。出狱后，赛丝一家遭到了整个黑人社区的孤立，辛辛那提成了“一座人人嫌恶她的城市”［4］6。婆婆贝比·萨格斯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中，躺在床上“用残余的一点精力来玩味色彩”［4］4以驱散哀愁，最后还是郁郁而终。女儿丹芙原本在琼斯女士那里学习，但是在同学问及她妈妈坐牢的问题后，丹芙整整失聪了两年。召唤—回应模式在赛丝与黑人社区之间的失败扼杀了他们通过个体间互动与文本间互动进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为了重新在赛丝和黑人群体间建立召唤—回应的话语模式，莫里森巧妙地设置了杀婴场景的重现。看到母亲赛丝在宠儿肆意地索要中一天天憔悴下去，丹芙勇敢地走出124，到黑人社区寻求援助，而黑人社区在艾拉的带领下组织起来，欲将宠儿的冤魂从124驱逐出去。就在这时，白人废奴主义者鲍德温先生驾着一辆大车也朝124驶来。赛丝将鲍德温先生误认为是“学校老师”。“突然，她看见了他。牵着匹母马，放慢了脚步，宽宽的黑帽檐遮住了他的脸，却遮不住他的用心。他在朝她的院子走来，他在向她最宝贵的东西走来。［4］332”这一场景复现了18年前“学校老师”追踪赛丝至辛辛那提的一幕，将整个故事推向了高潮。但赛丝这次没有重复过去，她没有跑去杀死或保护自己的孩子，而是去袭击心目中的敌人。虽然这一抉择表明了赛丝的成长，但她的暴力行动指错了对象，鲍德温先生不仅帮助过她的婆婆贝比·萨格斯，还为赛丝出狱四处奔走，这次是来帮助她的女儿丹芙的。幸好镇上的黑人妇女们制止了赛丝，使她避免重蹈覆辙、犯下大错。这段历史重现形成了一个开放性文本，赛丝与黑人群体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在目睹了赛丝杀婴背后深深的母爱和艰难的抉择后，黑人群体对赛丝产生了移情和理解，她们用行动证实了所见，完成了召唤—回应的口语性文本仪式，与赛丝建立了同一语言群体内情感的亲缘关系。赛丝也在具有群体文化的口语性文本中获得建构主体的空间。2.2保罗·D歌唱文本间的互动压制性的奴隶主叙述剥夺了保罗·D的话语主体性地位。为了使其找到声音，莫里森赋予他爱唱歌的天性，歌曲成了他替代语言、诉说奴隶制苦难的方式。黑人音乐是一种重要的非裔美国口头相传文化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劳动音乐、宗教音乐和流行音乐三个类别，开放性、即兴性和听众参与性等是其显著特征。召唤—回应模式赋予保罗·D的歌唱文本三个基本特征：“对重复叙述和更改叙述的开放性；在不同文本对话式的相互影响中进行调整、获得新释义的能力；以及与受众之间建立亲密、有益的关系的巨大潜能。［9］”在逃离“甜蜜之家”的行动失败后，保罗·D被像动物一样带上马嚼子。语言确保了个体作为人类群体一员的存在方式，被剥夺了语言就意味着被剥夺了人的最基本尊严。人性遭到巨大打击的保罗·D眼睁睁看着一只叫做“先生”的公鸡在他面前走来晃去，比他享有更多的自由。“‘先生’，它看起来那样……自由。比我强。比我更壮实，更厉害。［4］92”说出自己受屈辱的经历不失为找回丧失人格的一种方法，但保罗·D却无法向任何人讲出。这时莫里森对歌曲作为语言替代性的叙述形式赋予其意义及价值，保罗·D“有时唱唱”［4］90。唱出这些带来深刻创伤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保罗·D不断受到打击的人性。保罗·D在乔治亚阿尔弗莱德监狱的可怖经历再次表明了莫里森赋予歌曲强大的力量以抵抗奴隶遭遇的最严重的人性打击。监狱关押的四十六名犯人全是黑人，他们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做苦力。在那段时间里，保罗·D身上开始不停地战栗，只有积极劳作和唱歌时才会停止。Callahan指出，“在非裔美国口头传统中，召唤—回应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和话语实践从根本上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6］16”保罗·D和其他犯人歌唱的内容与他们的日常活动紧密相连。“他们唱出心中块垒，再砸碎它；纂改歌词，好不让别人听懂；玩文字游戏，好让音节生出别的意思。他们唱着他们相识的女人；唱着他们曾经是过的孩子；唱着他们自己驯养或看着别人驯养的动物。他们唱着工头、主人和小姐；唱着骡子、狗和生活的无耻。他们深情地唱着坟墓和去了很久的姐妹。唱林中的猪肉；唱锅里的饭菜；唱钩丝上的鱼儿；唱甘蔗、雨水和摇椅。［4］138”通过歌唱的方式，他们进行群体身份验证、重申自己的人性；同时，歌声使他们获得力量熬过了八十六个遭受非人虐待的日日夜夜。但是，在叙述中歌曲文本的简单出现并不会自动地起到修正奴隶主叙述的作用。刚到124的时候，保罗·D拒绝再唱起狱中学会的平头歌：我的头枕在铁道上，Lay my head on the railroad line,火车来碾平我的思想。Train come along,pacify my mind.我要是变成石灰人，If I had my weight in lime,肯定抽瞎我的队长。［4］52I’d whip my captain till he went stone blind.他觉得这样的平头歌太暴力而不合适在124家庭生活的情景中唱。但是，“他已唱不出过去在‘甜蜜之家’树下唱的《水上暴风雨》了，所以他满足于‘呣,呣,呣’”［4］52的哼哼。歌曲是他主要的文本叙述模式，因为拒绝唱出“甜蜜之家”热望的歌和狱中暴力的平头歌，这两个叙述形成封闭性文本。听众失去了参与叙述的机会，保罗·D本人也失去了即兴创作新文本的机会。因此，在124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他和赛丝并没能真正地重建家庭生活。最终，召唤—回应模式促使保罗·D在不同文本对话式的相互影响中，运用口语性文本对重复叙述和更改叙述的开放性，将“甜蜜之家”的歌曲和狱中的歌曲结合，创造出新的开放性文本:光着脚丫，黄春菊。Bare feet and chamomile sap,脱我的鞋；脱我的帽。Took off my shoes; took off my hat.光着脚丫，黄春菊。Bare feet and chamomile sap.还我的鞋；还我的帽。Gimme back my shoes; gimme back my hat.我的头枕在土豆口袋睡， Lay my head on a potato sack,魔鬼悄悄地爬上背。Devil sneak up behind my back.蒸汽机孤独地呜呜叫，Steam engine got a lonesome whine.海枯石烂爱她永不悔。Love that woman till you got stone blind.海枯石烂；海枯石烂。Stone blind; stone blind.“甜蜜之家”的姑娘让你心儿乱。Sweet Home gal make you lose your mind.［4］333保罗·D的新歌曲将两者结合，两个文本相互修改。狱中的“我的头枕在铁道上，火车来碾平我的思想”改为“我的头枕在土豆口袋睡”和“‘甜蜜之家’的姑娘让你心儿乱”。同样的“stone blind”在前后两首歌里有着截然相反的意思。前一首歌中表明对“队长”的恨而后一首中是对赛丝的爱。故事的最后，保罗·D通过文本间的相互影响，使赛丝更改了“她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的独占性文本，开始明白“自己才是最宝贵的”。他意识到自己和赛丝“需要一种明天”，因此“他想把自己的故事同她的放在一起”［4］346，这表明保罗·D已经学会运用互动文本与受众建立亲密、有益关系的潜能，把自己屈辱的故事与赛丝“太浓的爱”的故事放在一起。他们在口语性文本的开放性空间，在自我文本和他者文本间的互动下重建主体性。2.3丹芙出生故事叙述的听众参与性“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的核心命题［10］。依据海氏观点，存在是不能自行显现的，必须由语言唤入语词才能成为“在场的存在”，而未被唤入语词者沉入一片暗冥之中，是一种“缺席的存在”。海氏多次引用斯退芬·格奥尔格的诗句：语词破碎处，无物存在。就是说，语词使物成其为物，让物显现。言词破碎处，无物能显现，万物随之而破碎。出生故事是丹芙唯一的历史文本，因此也是将她唤入语词，确保她在客观世界“在场”的主要方式。但是在母亲赛丝的叙述中，丹芙的出生故事却一直是碎片式的、不完整的。俄亥俄河是奴隶制与自由世界之间的一条界河，丹芙就出生在这条河上一只漂浮的独木舟里。莫里森对丹芙出生地的设置巧妙地影射了她在“缺席”与“在场”之间摇摆不定的身份状态。因此，为了将自己唤入语词，丹芙必须更改原有的叙述、补充完整自己的出生故事。但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丹芙脆弱而敏感，她如何才能更改原有叙述，获得完整的出生故事呢？黑人音乐具有即兴性与听众参与性特点。在音乐家与听众共同的创作中，乐章就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没有人能独占为己有，而且可以不断重复和更改。同时，听众的回应会极大地加强音乐家的创作。在丹芙出生故事的叙述中，莫里森充分运用了黑人音乐的这些特点，将丹芙的出生故事从一个封闭性文本转换为即兴表演的乐章。小说中丹芙对自己出生情景有两次描述。在第一次描述中，她孤独地讲故事给自己听。“轻而易举地，就从窗口所见的情景开始，她走进了躺在她眼前小路上的那个讲了又讲的故事……同样地，为了进入故事中她最喜爱的那部分，她必须从头开始……赛丝是怎样地用两只本该停下的脚走路啊。它们肿得太厉害了，她甚至看不到足弓，也摸不到脚踝。［4］38”讲述中，丹芙将她从赛丝那听到的叙述原原本本地重述了一遍，没有做任何细节的更改。她的故事以描述赛丝的磨得血肉模糊的脚开始，也以白人姑娘爱弥按摩赛丝的脚结束。丹芙认为自己的降生“实际上是个奇迹”［4］38，但她不断向自己重复的故事更本没提及“她降生的传奇”。因此，基于赛丝碎片式叙述的出生故事并未真正将丹芙唤入语词。但是在丹芙的第二次描述时，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次她不再是一个人讲故事，而是讲给宠儿听。“她说，她有双好手。她说，那个白人姑娘胳膊精细，却有双好手。她说，她一下子就发现了她……”［4］98刚开始讲述时丹芙一连用了六个“她说”重复妈妈讲过的故事。但在讲述中，宠儿是个积极投入的听众，她不停地提问、鼓励丹芙把故事讲下去：“天鹅绒是什么？”“说下去。”“那是谁？”“是赛丝的妈妈吗？”“说下去。”［4］98在黑人音乐演奏中听众的参与极大地鼓舞了演奏者的表演和创作，宠儿的热情极大地鼓舞丹芙发挥想象补充完整自己的出生故事。“此刻，注视着宠儿警觉而饥渴的脸，看她怎样捕捉每一个词、打听东西的颜色和大小，注意到她明白无误的了解真相的渴望，丹芙不仅听见，也开始看见自己正在讲述的一切。［4］99”虽然刚开始时丹芙向宠儿抱怨“她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给我讲过”［4］97，但为了满足宠儿的好奇心，丹芙的故事讲到了她“降生的传奇”和爱弥为她起名字的细节。“此刻丹芙看到了，也感受到了——借助宠儿。感受到她妈妈当时的真实感受。看到当时的真实情景。而且好点子出得越多，提供的细节越多，宠儿就越爱听。于是她通过向妈妈、奶奶给她讲的故事注入血液——和心跳，预先设想出问题和答案。当她们两个一起躺下的时侯，独角戏实际上变成了二重唱。［4］99”黑人音乐无中心的特点使听众能参与即兴创作中，听众参与性也正是黑人英语口语传统召唤—回应模式的集中体现。丹芙正是从听众宠儿的参与中得到创作激发，发挥想象、补充完整自己的出生故事。唤入语词后，丹芙得以“在场”，获得主体性建构的空间。在小说的结尾，丹芙到镇上找工作，并计划上大学，这一切标志着她争取独立和自足奋斗的开端。3结语主体性是黑人文学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莫里森的小说《宠儿》深刻揭示了话语与主体性的辩证关系。奴隶主叙述以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规则、书写性文本为表述模式，利用书写性文本的独占性、封闭性、等级性、压制性等特点，通过话语散播，使奴隶潜移默化地遵守奴隶制话语规范，造成了奴隶“隐形”、“缄默”的主体性状态。而另一方面，在经济与政治上与奴隶主处于对抗的奴隶们有意识地违反书写性文本的话语规范，选择植根于黑人口头传统的口语性文本来建构主体身份。源自黑人口头文化的召唤—回应模式集中体现了黑人美学的核心价值。莫里森将这一模式作为一种叙事技巧融入了小说创作，不仅使奴隶叙述成为一个口语性文本，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参与性、即兴性等特点，而且促成了奴隶叙述文本之间、奴隶个体之间的动态多重互动。开放性文本间相互影响、融合，奴隶个体参与彼此话语从而建立文化、情感纽带。在动态的话语交际合作中，奴隶最终得以重建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