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10年04期
79-82
出版日期：2010-04-30
ISSN:1674-2869
CN:42-1779/TQ
程小青翻译对其创作活动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也是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鼎盛期。当时的翻译与创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民初通俗小说家大多译、著并举，翻译和创作已经成为他们文学生活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这些小说家的翻译和创作，有着相互借鉴、相互干扰以及相互融合的多重特征。他们一方面在译文中表达自己的创作方向和思路，另一方面又在翻译中开拓了视野，见识了新技巧，激发了不同的写作灵感。文章所关注的程小青便是清末民初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西方侦探小说翻译传播的先驱者，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鼻祖。通过考察他的翻译与创作，可以感知侦探小说这一新文类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尤其是可以体现小说家如何巧妙运用翻译的新技法在创作中表达人文关怀，实现自己文学追求的。
1“东方福尔摩斯”的出现从1914年至1919年这一阶段，程小青主要是以翻译侦探小说为主，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较多借用了外国侦探故事的情节，多带有改编性质。这一点源于他当时对西方侦探小说的大量阅读和对不同作家作品的翻译。程小青后来陆续在他的理论文章和译序中突出强调了欧美各位侦探小说大家的创作特色，这些分析相当精练老到，证明程小青对西方整个侦探小说创作群是用心关注和做了认真研究的。经过了几年的国外侦探小说翻译工作后，程小青慢慢掌握了侦探小说创作的基本技巧，对于如何创作有了初步的感性认知。如译作《鬼妒》（英国夫妇Alice and Claude Askew所著，书名为“Aylmer Vance: GhostSeer”）中的两位搭档为Vance 和 Dexter，这两位查案者的合作模式被评论界看做是福尔摩斯与华生探案模式出现的前期范本。从《鬼妒》两位搭档到福尔摩斯与华生的配合，程小青应该领悟到此种模式对侦探小说情节顺利发展的诸多益处。此外，在1916年3月和6月与刘半侬合译英国Le Queux的侦探小说《X与O》和《铜塔》，均发表于《小说大观》上。Le Queux的犯罪小说中注重道德教育，他认为，对金钱的欲望是一切犯罪的根源。而程小青后来在作品里体现案件发生的最深层动机来自“财”、“色”二字的观点，与Le Queux的“金钱欲望”为万罪之根有相呼应之处。1919年，他发表了相对前期创作更为成熟的一篇文言侦探小说《江南燕》，此小说也揭开了以“霍桑”为主人公创作系列侦探小说的序幕，中国“福尔摩斯”的形象就此悄悄出现，一步一步走向丰满、完整。
2“东方福尔摩斯”的成长1919年到1928年间，程小青的创作一直平稳发展。1923年1月，他在《游戏世界》第20期第一次发表新体短篇小说《孽镜》，从此，他的小说文体便趋向于使用白话文。1924年，程小青在美国某大学函授学习了“罪犯的心理学”和“侦探学”等科目。同时广泛涉猎各门自然科学知识，仅“五四”前后，《学生杂志》上就发表了他以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来阐释科学知识的各种文章，如《怎么样试验空气的压力》（1921年3月8卷3号）和《人类学上的新发现》（1922年9月9卷9号）等。程小青的创作因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科学知识的日渐积累而走向逐步成熟，同时他创作理论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中，这种提升与1928年他翻译的《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有很密切的关系。程小青在其译者自序介绍说这本小说集是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Willard H Wright（现译名范.达因）编写的。书中作品“依著时代的先后——自美国挨仑坡E Allan Poe起始，直到近今的作家为止——而以足以代表一种特殊的作风和体裁的为限。因此这一本小小的集子也可以窥见侦探小说自产生以来逐渐演进的迹象。\[1\]1”民国三十七年一月，程小青又为《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重版写了一个新序，其中强调道：“……集中包含的作品都是已往四五十年中欧美侦探小说权威作家的代表作……还可以窥见侦探小说史的演进。”有程小青新序和原序的译作，目前所有能找到的译作版本只有这一部翻译小说集，可想而知他对此选集的重视。那么，让他如此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上文摘引自原序和新序的内容。程小青能够从这部译作集里看到以往四五十年中欧美权威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学习他们特殊的作风和体裁，了解西方侦探小说史演进的一段历程。尤其是每一译作前对作者生平、创作风格与特色的简介，更对程小青创作有很大的启发。如美国Edgar Allan Poe（现译名爱伦.坡）的小传，“那《麦格路的凶杀案》一篇，所以采入本集……就因为这篇小说所包含的侦探学识，比较的丰富些；并且叙述方面非常简洁，竟开了后来侦探小说的途径。\[1\]3”英国William Wilkins Collins（现译名为威廉.柯林斯）写的《尝试的失败》，“这篇小说虽带着些滑稽意味，但他在写侦探小说的时所用的技巧，这篇小说中包含很丰富的”等等。程小青翻译《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时，书中这些作者大多满腹经纶、学问渊博，具有优良的学识背景。知识上这种广而精的高水准要求，浇灭了许许多多作家投身侦探小说的热情。赵苕狂写过一篇《别矣诸君》\[2\]的文章，其中说明刊物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也正是侦探的作品太少。并且侦探小说比别的一般小说来得费时，来得难做。不要说别人了，就是几位专门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也都将其视为畏途，不肯轻易落笔。同时期的刘半侬、范烟桥等人也有大致相似的见解。第4期禹玲：程小青翻译对其创作活动的影响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第32卷
侦探小说创作不仅对作者的知识水准要求颇高，而且在写作的技巧上也求另辟蹊径，突出新意。《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中英国William Wilkins Collins所选小说《尝试的失败》就运用了丰富的侦探小说技巧。如别致叙事手法，即书信方式来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塑造。早在西方古典侦探小说的鼻祖爱伦·坡为世人所公认的五篇侦探小说中，就将“报刊新闻、广告、书信”等现代传媒方式引入了侦探小说创作。在《莫格街凶杀案》中，爱伦·坡第一次摘录了《论坛报》上大量的有关案件的新闻报道片段，这些新闻主要是案件目击人的陈述。侦探杜宾还拟了招领“广告”登在《论坛报》上。程小青曾任《侦探世界》主编，试办过《太湖》、《新月》杂志，被无锡《锡报》聘为副刊主编，他对这些现代传媒方式是比较熟悉的，并有一定使用的自觉性；最重要的是他丰富的翻译经历帮助他认识到“报刊、新闻、广告、书信”等现代传媒方式的运用，给侦探小说作品增添现代生活和科学的气息。因此1920年至1928年间的《霍桑探案》的系列作品中，就不断出现“报刊新闻、电报、书信、电话、广告”等，文本中涉及了诸如《上海评论》、《上海日报》、《申报》、《上海新闻》、《苏州日报》等十余种报刊，另外还有重复率极高的一些如本埠新闻、小报、晨报等泛指性报刊名称，“电话、电报”在文本中更是相当普遍。《霍桑探案》中大量插入的书信、新闻片断约有十几段，书信约十几封，如《黄埔江中》的“两封勒赎信”、“两节新闻”，《血匕首》中“没法投递的信”，《险婚姻》中“匿名信”，《紫信笺》中“紫色的信笺”。程小青运用上述现代化的传媒手段，一方面满足了本国读者求新求奇的阅读期待，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古典侦探小说创作技法的一种源自模仿的传承。而且报刊、书信、广告、电话、电报这些方式对主要用室内推理的方式破案的西方古典侦探小说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帮助侦探们收集涉案信息和获得发案信息的渠道之一。这就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侠义公案小说中的获得发案信息的方式，使读者有了“新奇”的阅读享受。
3“东方福尔摩斯”的现代蜕变1929年后，程小青陆续翻译了《斐洛凡士探案》系列、《陈查礼探案系列》、《圣徒奇案》系列、《柯柯探案》等作品。此时程小青的个人创作风格已经形成，但因为他本人一直抱有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又翻译了不同于前期欧洲古典侦探小说的其他流派侦探小说，所以程小青又慢慢尝试在写作中运用新的模式、理念。程小青的前期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以事情推理而见长，心理推理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有，但从1932年开始翻译《斐洛凡士探案全集》后，他意识到小说人物心理的推理与探讨的重要性，在《斐洛凡士探案》译作的序言中，程小青总结说：“那主角斐洛凡士所运用的侦探方法，也偏重于心理的分析方面。这是种新兴的科学，以前的侦探小说，虽然间有采用过，若使和他比较，那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语了。”范达痕笔下斐洛凡士“重视罪犯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这种当时侦探小说创作刚刚兴起的写作理念，在程小青的作品中得到运用。例如他在这一时期的小说《王冕珠》中，霍桑为了确认佛像上的珍珠究竟是四个人中的哪一个偷去并藏于香炉中，假意要求检查他们的手指，并称偷窃者手指甲中必定留了香炉灰的痕迹。这样的暗示，直接让窃贼有了心理压力，心虚之际不由自主将手往衣服上去拭擦，从而将自己暴露出来。相反，其余三个无辜者因为“未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故而坦坦然没有任何动作。于是霍桑就成功运用心理推理达到了确认真正罪犯的目的\[3\]。另一个案件《两粒珠》讲述的是少年姜宝群因为恋爱问题而莽撞行事引起的一场风波。在这个案子里面，霍桑破案的主要方法不是来自于物证收集和现场的勘探，而是根据青春期少年的独有的心理特征分析来破案的。霍桑破案时不仅仅对一个处于青春期少年的心理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小说中两位受珠人不同心理状态而产生的不同结果。在银楼当过差的宋伯舜和姜宝群的恋人陈秀梅都一样拿到宝珠。前者以假当真，后者立刻分辨出是赝品，这样的结果就是完全出于“心理作用”的原因。宋伯舜得珠时，出于意料之外，满脑子想到就是珠子的来历问题，所以它的真假分辨就被忽略过去了。但陈秀梅不一样，她早就知道情人要赠珠，于是得珠后肯定细细品鉴和欣赏，这样在不同心理状态下就产生了绝然不同的结果。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写作安排既体现了心理推理对拓宽侦探小说逻辑分析的范围的作用，也为侦探小说创作提供的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程小青这一段时期除了对心理推理方式运用外，还接触到了《圣徒奇案》这部作品，“它不像福尔摩斯典型的严正的侦探小说，又不像神出鬼没的亚森罗频一流的反侦探作品，它是介乎二者之间又兼有二者之长的一种新型的创作。\[4\]”还有内容离奇变幻、设想新颖独特、案情错综复杂、破案出人意表的《陈查礼探案》等等。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谈道：“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5\]”程小青这位少有的西方文学作品的模仿者，直接借用或融合西方各派侦探小说的技法，一步一步由“模仿”到“本土化”，寻找中国传统小说文体功能向现代小说文体功能转换的契合点。在此过程中，这些不同风格的译作为程小青的这种种努力提供了参考范本与理论基础。
4霍桑与福尔摩斯我们虽然在前文阐述了程小青不同创作时期受不同译作的影响，由此慢慢走向成熟的小说风格，但我们回避了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探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程小青从十二岁开始阅读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由此迷恋。他在《论侦探小说》一文中说：“五年以前，笔者曾译一部《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内中要算柯南道尔的努力最大，成功最伟……我们就说柯南道尔集了侦探小说的大成，也不为过\[6\]”。从程小青对柯南道尔的评价及其两次参与《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柯南道尔的推崇与景仰。关于程小青对柯氏作品的模仿论述，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做过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在研究中，似乎忽略了福尔摩斯人性的一面是如何影响霍桑形象塑造的这一事实。福尔摩斯的人性表现在他对是非黑白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查案是为钱，但不是为了钱而查所有的案件，并且对于确为罪犯的主顾，他从不手软而任其逃逸。他敢于向犯罪集团宣战，不畏一切困难、威胁以至于暗杀偷袭。霍桑人性中的友善、宽厚、无私忘我的一面与福尔摩斯也相类似。他办案首先想的不是报酬，更不因钱的多少而决定自己办案的态度。如果评价福尔摩斯是位典型的英国绅士，那么霍桑便是位不折不扣的中国君子。“英国绅士”品格高尚，为正义的维护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触犯法律，如在《米沃尔顿》中，为不使一位贵族妇女身败名裂，他冒着极大风险入室行窃，他觉得“既然道义上是正当的，那我要考虑的只有个人风险的问题。如果一个女士迫切需要帮助，一个绅士不应过多考虑个人安危”。“中国君子”霍桑有着种种传统的美德：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忧国忧民之心，同情弱小，维护低层贫民的利益，他承认法律的权威性，强调人生而平等的权力。可因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霍桑说：“在正义的范围之内，我们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枸束……细弱平民受怨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们不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7\]。在《逃犯》里，医生沈瑞卿因堕胎触犯刑律被关，他越狱逃出，去找被他误以为是揭发者的吴小桃报仇，但却被吴妻谭娟英开枪打死。霍桑在查清沈瑞卿的真实情况，明白谭娟英打死沈的愤怒与无奈，所以他选择沉默来保护这位女性。同样，霍桑在《浪漫余韵》中，对那位帮素昧平生，被负心人抛弃而自尽的弱女子复仇的口技者，颇是惺惺惜惺惺之感。对其同情弱者，拔刀相助的英雄主义行为很是欣赏。霍桑和福尔摩斯维护正义的缘由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可两者对正义的理解和诠释却没有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任何偏差。真正成功的侦探小说是需要深具人性魅力的人物形象的，尤其是在侦探小说中作为中心人物的侦探形象如果光彩照人，读者的审美期待便会得到极大满足，作为通俗读物的侦探小说同时也蕴含了更浓的美学品位。按福斯特的小说理论，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和程小青笔下的霍桑都是“扁平人物”，扁平人物是指“容易辨认，他一出场就被读者那富于情感的眼睛看出来”\[8\]59，“他们事后容易为读者所记忆，由于他们不受环境影响，所以始终留在读者心中”\[8\]60。霍桑和福尔摩斯扁平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在他们性格几乎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他们的性格发展是完全的，绝非纯粹的推理机器。虽然侦探小说要求极冷静理性的思维，谨严慎密的逻辑推断，这无形中使得霍桑和福尔摩斯内心涌动的情感都掩藏压抑了起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他们在某一刹那情感真性的流露，福尔摩斯在《魔鬼脚跟》中曾说过：“华生，我从来没有恋爱过。不过，如果我恋爱过，如果我爱的女子遭此惨遇，我也许会像我们这位目无法纪的猎狮人一样干的（把陷害自己恋人的人杀死）。谁知道呢？\[9\]”而霍桑在《两粒珠》中与包朗有过关于婚姻问题的讨论，包朗问霍桑对此的看法，他旋过头来冷然说道：“我觉得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最杀风景的，莫过于‘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句话！”霍桑的语气十分严冷。他的脸容忽微微变异，两颊上略觉泛白，眼光下垂，嘴唇也微微颤动\[10\]。两位侦探的“无心”之语，读者留意，他们欣赏崇拜的侦探内心情感丰富细腻，毕竟人性的完整总会让人感觉圆满与温情。程小青在翻译与创作两种模式间经历的模仿、借鉴、转变、融合一系列的过程，许多当时的通俗文学作家都有过，这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之一。身兼“译者”和“作家”双重职责的他们，一方面将创作理念与翻译结合，获得本国文学的认可；另一方面在写作中以译作为蓝本，汲取异域小说之长。这种“一只眼看中国，一只眼看外国”的做法使两种文学活动互为参照，互取所长，有渗透亦有融合，为当时中国文学创作的突破开辟了可思考和借鉴的一条新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