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09年06期 38-42   出版日期：2009-06-28   ISSN:1674-2869   CN:42-1779/TQ
民初《大公报》“教育立国”言论初探


一、清末民初“教育救国论”的演变“教育救国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危机四伏、任人宰割的社会现实下，是有识之士苦苦探求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出路的结果。其基本观点是：近代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备受欺凌，原因是教育不发达、人才不普及的缘故。若要转变国家软弱受欺的局面，唯一办法就是改革教育，消除上述弊端。其萌芽可以追溯到晚清洋务运动所举办的各类学堂中。当时，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士人“华夏中心”的长梦，教育领域随之出现了批判传统教育空疏腐朽的经世致用思潮，有识之士开始将教育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开始了最初的“教育救国”实践。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的一系列兴办学堂、培养新型人才的活动，实际上已经渗透着“教育救国”的主旨。奕訢就认为，“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1］”洋务派的地方官僚冯桂芬建议在上海创立翻译公所，请西人教授各国语言文字，请国内名师讲授经史，并习算学，以培养翻译人才。他认为：“此议行，则习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2］”而时任曾国藩幕僚的容闳则强调，中国学生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知识，还要学习算学、光学、化学、力学等知识，把学习的对象扩展到西艺、军事甚至留学教育上。同时，洋务派也主张会通科举，改革旧的取士制度，应该“专设一科取士，以移风气，造就人才”［3］。洋务派还主张通过留学教育使国家富强，认为其是造就人才，渐图自强之奇方妙法。无论是学习外人语言，还是格致、算学及军事，洋务派的最终目的都是想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富强家国，维护清朝摇摇欲坠的统治。虽然当时没有“教育救国”之名，但洋务派所办学堂却有“教育救国”之实，只不过当时是作为“技术层面”的救国而已。与洋务派相比，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则更加深刻，他们疾呼废除科举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制度，以使“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4］。郑观应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5］”早期维新派不仅从军事、经济上寻找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而且试图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低下的角度，强调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具有比较明显的教育救国倾向。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作为教育救国的紧迫措施。康有为说：泰西各国“中等学校小学校遍地”，“举国男女，无不知书识字”，“民智而国富以强”，“万国咸畏之”［6］。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7］10”学校为培育人才之“第一义”［7］61。严复考虑到国民素质的优劣与民族盛衰和国家兴亡的关系后，指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8］”强调救国之道在人不在物，其“智”之一端则是通过教育而获得。从早期维新派到戊戌维新派，都希望通过废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开民智、育新人来改造国家，他们从教育制度的层面深刻探讨了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性，超出了洋务派“技术教育救国”的范畴。 庚子事变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蒙受更大的耻辱，救亡图存的呼声更加高涨，教育救国仍是重要话题之一。此时，国人“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于是众口一声，曰：教育！教育！［9］” “东南学士，咸知振兴学务为救国保种之惟一途径，此唱彼和，盛极一时” ［10］。清朝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幻想通过教育改革，挽救清朝颓运，也唱起了废科举，办学堂的调子。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合奏请废科举，声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久不能进于富强。［11］”但清末统治者没有想到，“教育救国”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不但不能“兴清”，反而是“亡清”。民国政府诞生后，在西方列强、本国封建军阀的重重压迫下，教育救国的呼声再度兴起。民初教育的有志之士，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民，或倾资助学，或毁家兴学，或舍身殉学。五四运动后，教育救国的思潮空前活跃。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文化教育的彻底变革会对社会变革、国家兴衰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力倡改革中国旧有的文化教育，以此转变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胡适说：“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 ［12］，他把“苦心造诣”的读书求学，作为“救国的预备”，是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职业教育救国论的倡导者黄炎培指出：“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救社会惟一的方法。［13］”蔡元培认为，国民素质高低关乎国家命运，“一国之中，人民之贤愚勤惰，与其国运有至大之关系。故欲保持其国运者，不可不以国民教育，施于其子弟” ［14］。教育家张伯苓认为：“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15］。另外，其他许多社会名流如陈独秀、鲁迅、徐特立等人也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使得教育救国成为这一时期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虽然他们对教育救国的观点有正误之别，但口号却同为“救国”；尽管其救国内容各不相同，但目标只有一个，即试图通过振兴教育来振兴国家。作为成长于“教育救国论”氛围中的新闻媒体，《大公报》的“教育立国”的观点不能不受这种“救国论”的影响。二、《大公报》宣传教育是“立国之本”的因由《大公报》作为当时北方广受瞩目的大报，无论是基于其办报始旨，还是其作为新闻报人的本身职责，都绝无可能把自己的言论游离于“教育立国”的现状之外。第6期范文明：民初《大公报》“教育立国”言论初探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第31卷
首先，“教育立国”符合《大公报》“开民智”之宗旨《大公报》在创刊序中，就开宗明义地阐明“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16］的主旨。教育是开启“民智”之途径，因此，民初《大公报》把教育是“立国之本”作为一种理念来宣扬，提出教育不兴必然会危及国家发展的观点。它认为：“国何以成？集多数人民而成者也；何贵乎多数人民？贵乎多数人民之知识能力也。［17］”该报还进一步评论说：“国家能永久存立，与不能永久存立，初不在地之广人之多物之丰，乃实在于学，实为发达国家之要素，存立国家之命脉。［18］”为什么教育是“存立国家之命脉”呢？《大公报》认为，“中国现时所以至于扰乱不靖者，人民程度不齐有以致也” ［19］，人民程度不齐，是因为前清教育的腐败，所以，“民国肇基，教育实为首务，措置之当否，动为国家存灭所关” ［20］。中国今日欲图自强，“必先以振兴教育为第一着”［19］，如此，才能达到国盛民强﹑治国安邦之目的。该报的上述言论，旨在说明要想实现国富民强，只有兴办教育这一出路。其次，“教育立国”能体现《大公报》之危机意识《大公报》在创刊初期就对国家“存立”的话题十分敏感，而民国初年之“强邻环伺”，“内讧泆乘”［21］的局势，在警醒各界爱国人士寻求救国良方的同时，也一次次地强化着《大公报》之“存立”、危亡意识。《大公报》一方面提出国家乃“国人公共之物”［22］的论调，另一方面也“愤救亡之无术”［23］，国力之“失强”。而“教育救国”恰好能体现《大公报》这种危机意识。因而，该报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肯定了教育是“立国之本”的观点，并以评论和报道的方式，从教育振兴方面提出了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再次，新闻报人本身的职责之约促新闻工作本身的特点就是真实、及时地报道新人新事。1893年创刊的《展望》杂志（Outlook）曾经这样论及新闻的品德，它说“每种专业都有基本的品德要求。因此，正如牧师的基本品德是诚挚，士兵的基本品德是勇气，而新闻记者的基本品德是忠实叙述；胆怯会破坏军队的特殊价值，不诚恳会破坏教会的特殊价值，不能忠实地叙述事实也会破坏报纸的特殊价值，不论它是周报还是日报。［24］”同时，“由于新闻有时间上的苛刻的规定性，所以新闻工作是与时间赛跑的活动”［25］。在内忧外扰的年代，是否既能尊重现实，又能不失时机地快速曝光“教育救国”这一社会焦点，成为检验《大公报》新闻职责和报人价值之所在的重要环节。《大公报》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20年代，一直把教育为“立国之本”作为其教育评述的主要内容，典型的报道和评论如：《论革命事业之真际》（1912年3月19日）、《通俗教育研究会宣言》（1912年5月15日）、《论根本救亡当以道德教育改革人心》（1912年6月15日）、《直隶高等学校校长刘春霖上教育部说帖》（1912年7月4日）、《论教育普及当确定方针》（1913年1月17日）、《中国今日之教育》（1913年6月10日）、《对于各界之箴言》（1914年11月21日）、《教育救亡论》（1915年10月14日﹑15日）、《教育与政治》（1921年6月8日）等等。姑不论其言论正确与否，其希望通过教育“化战场为庠序，纳戈矢于诵琴”［23］的心情则是十分明显的。三、《大公报》宣传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观点意向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其后半年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显示出彻底改革前清教育的决心。于是《大公报》多次发表评论，阐明自己的看法，主要观点如下：第一，“教育为立国之本，一日无教育，即失立国之资”［26］。《大公报》认为，教育为国家重要之组成基础，是国家之“元气”，教育能培养“立国之资”——人才。所以，学校办理者应根据中国国情，设立适宜于我国实际的各级各类学校，既要有“作育人才之心” ［19］，也要有培养人才之力，不可因种种政党纷争而使教育时办时辍，伤害国家“元气”。最终结论是，自强之道，即为如何使教育“腾达”，教育“腾达”可免“灭国夷种之祸”［27］。第二，教育兴废、“人民程度”之高低、国家盛衰三者紧紧相连。《大公报》认为，“国家之盛衰，视乎人民程度之高低；人民程度之高低，视乎教育之兴废。教育不兴，而欲人民程度之高，不可得也；人民程度过低，而欲国家之盛，亦势所必不能。［19］”何谓该报之“人民程度”？“民之程度云者，合道德与知识言之也” ［27］，然而，道德和知识都必须由发达教育而来。为了说明“人民程度”的重要性，该报列举了“人民程度”不足之两大弊端：（1）中国的“人民程度”低下，对官僚专制、政府敷衍、议员捣乱之识别能力就弱，于是产生政局紊乱，社稷难安之状。（2）“人民程度”低下，就“不足以维持公同之秩序”，“不能有美满之设施”。国势乃“左支右绌，遍体疮痍”［27］，中国不但无蒸蒸日上之迹，反而有“亡国灭族”之象。那么，如何提高“人民程度”呢？该报提出通过教育“引起国民之自立心”［27］，“使人民有国家之观念”［27］，去前清之“旧染之污”，破除迷信，维持公共道德，辅助国民生计等诸多办法。表明《大公报》苦心孤诣地宣传“教育救国”的态度。第三，教育盛衰关系着政风人心的稳定与民主共和的“成败”。该报认为，“教育为万事之母，立国之本。凡一国中之政治风俗人心，胥随教育为转移，教育良则政治、风俗、人心罔弗良；教育不良则政治、风俗、人心罔克良。故觇国者恒以教育为望气之先，而谋国事者亦于此加之意焉。”满清时代之教育“袭牖民之名，以行其愚民之术”［28］，推行的是奴隶教育，政治、风俗、人心皆染有奴隶之“意味”；如今民国成立，应该通过教育移易人们脑中奴隶之“恶根性”，树立良好的政风人情，使人人有共和之资格，才是造就新生共和国的基础。第四，教育良则国家安宁、国力强盛。“教育本为国家一切未来事业之母，教育良则日后事业必发达，教育不良则日后事业必退败。［29］”该报认为，远古之周代正因为教育发达，才形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邦国来朝，贤士“咸造”（拜访）的局面。正所谓“文明之大兴，种族之勃兴” ［23］。而在世界历史上，“普人创法”，“日本挫俄”，都是庠序谨教，“学校若林”的结果。所以，“教在国家者王，国家失教，人民起而代之者强；人民代之，国家复从而摧沮者亡” ［23］。在这里，《大公报》把中外各国存续的原因归结为各种思想盛行的结果，固然未必妥帖，但其意欲说明教育兴则国家兴的目的却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该报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四、《大公报》“教育立国”言论之得与失教育救国论作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在民国初年的特殊背景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大公报》的“教育立国”主张正是产生于民初教育救国思想盛行的年月，其本身包含许多教育救国思想的成分。那时，政治腐败，经济凋零，列强环伺。如何使新生而羸弱的民主共和国摆脱恶劣环境，求得生存并逐步走向富强，是有识之士争相探讨的话题。《大公报》当时提出“教育立国”的主张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该报提出培育人才、提高“人民程度”等“立国”主张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一主张与该报后来的道德教育主张是贯穿该报整个教育评论的主线，可以说，《大公报》提倡的每一种教育主张，诸如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女子教育等，不管其具体想法在今天看来是否正确，它们都是以“立国”相标榜、为目的的。然而，由于该报所处时代和本身认识的局限性，使其“教育立国”的观点亦是真伪混杂，瑕瑜互见。其“教育立国”思想对教育功能的认识，既蕴含有合理之处，又有幼稚的地方；其对当时教育的发展进程，既具有积极的作用，也不乏负面的宣传。“教育立国”主张的合理性。《大公报》主张立国之本在于优秀的人才、较高的“人民程度”、良好的政风人心等，有一定可取之处。当时，刚刚建立的民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部分觉醒的国人想通过教育来巩固新生的政权，尽管具体主张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得国家长久生存于列强纷争的世界中。《大公报》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媒体先驱，其“立国”主张无疑有益于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其以古喻今的道德说教无异是处于懵懂中的国人的清醒剂；其力求通过舆论宣传来为正在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尽一份力量，亦属于情理之中。因此，《大公报》“教育立国”的思想，对当时正在兴办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舆论推动作用。“教育立国”主张的局限性。教育发挥作用的程度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条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该报撇开这一社会现实对教育所产生的阻碍作用不提，盲目夸大教育的作用，将其视为立国之不二法门，其“根本错误在于否定革命是改变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唯一手段” ［30］，即忽视了教育发展的社会前提；“颠倒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31］，单纯把发展教育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依据，幻想在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前提下，单纯依靠发展教育来“立”国，违背了政治、经济决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实，国家“立”否，既依赖于教育，更依赖于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因素。否则，就不可能抓住根本，不可能真正达到“立”国的目的。同时，《大公报》的“教育立国”主张亦忽视了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教育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较长的周期和稳定的环境，而民国初年很明显不具备这一条件。所以，《大公报》幻想通过教育改变一个国家面貌的“立国”理论，也只能是空喊口号，纸上谈兵而已。五、《大公报》“教育立国”观之现实意义莱布尼茨说：“我始终认为，如果改造了教育，那就改造了世界。［32］”当前，正当科教兴国的热潮在中华神州兴起之际，我们重新审视《大公报》“教育立国”之思想，会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兴国依靠科技，科技依从教育，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33］40”“抓科技必须同时抓好教育。”“科学技术的培养，基础在教育。［33］95”而江泽民同志也一再重申“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4］”因此，在《大公报》问世100多年后的今天，如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摆在新世纪青年人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科教要兴国，兴国要科教”［35］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华民族若要更好地了解别的民族和世界的先进文明，若要明确自己在世界的坐标和权重取向，避免盲目自大和闭门造车，就必须把“教育立国”作为发展科技，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