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08年06期 82-86   出版日期：2008-06-28   ISSN:1674-2869   CN:42-1779/TQ

从严惩到扶持

——二战后初期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



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变化多端，双方时而为敌，时而为友。这种变化多端的特点，在20世纪两国关系史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关系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如历史学家宁柯维奇所指出：“20世纪中，美国两次卷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与被视为邪恶化身的德国展开殊死搏斗，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才相互抛弃敌意。这种从敌人到朋友，进而到盟友关系的急剧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显得突乎其然、出人意料、难以理解。［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美国互为敌国，然而，战后的国际形势把两国连接在一起。一、二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和前景不明的和平。欧亚大陆到处是废墟，几千万生灵涂炭。欧洲的政治地图被重新划分，几百万难民背井离乡。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曾经是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成为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个传统的格局。在战争中，欧洲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低于19世纪初期以来的任何时期。欧洲大陆的工业生产急遽下降，在1945年至1946年间，仅及1938年的三分之一。农业也受了害，农业生产降为战前水平的一半。德国和意大利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退出了争霸的行列。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它们都已经筋疲力竭，遍体鳞伤，同样退出了争霸的行列。在变化与调整后的世界力量对比中，西欧已不再处于历史上所处的那种支配世界全局的地位，已不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欧洲的未来已经不再完全掌握在欧洲各国自己手中。甚至在1945年，这一点就已经很明显。长达六年之久的搏斗和苦难已使欧洲筋疲力尽，战后欧洲大陆由于经济上的生存能力问题已无法决定自己的未来。［2］”西欧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正如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所说的，如果这时再有什么人“以欧洲为中心看待世界”，他们会“陷于自欺欺人的境地”［3］。与欧洲各资本主义大国遭到削弱相对比，在资本主义大国中，美国是唯一因战争而变得更加富足的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9年886亿美元上升到1945年的1350亿美元。战争时期国内工厂的规模扩大将近50%。1940~1944年，工业增长速度平均每年15%以上，不仅军用品猛增，而且非军用品也增加了。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金融和军事强国。1945年，美国的煤产量占世界的1/2，石油占2/3，电力占1/2以上，生产了9500万吨钢，100万吨铝和120万吨合成橡胶。美国有能力生产大量的船舶、飞机、车辆、武器、车床、化学产品等等，它拥有世界约70%的黄金储备。它生产的工业产品占世界工业产品1/2以上，各种商品占世界商品的1/3，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1947年6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感慨地说，美国“今天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了全世界财富的30%左右，而今天，美国则掌握了大约50%”［4］。与经济实力相适应，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大战爆发时，即1939年，美国武装部队人员总数为33.5万人，国防预算不过10亿多美元，到欧战结束前夕，即1945年中，美国武装部队高达1250万人，国防预算超过800亿美元。美国海军首屈一指，拥有1200艘战舰和5万艘供应船只、登陆船只，美国有能力从海上把它的军事力量派遣到世界的任何地区。美国空军庞大、有威力，掌握了“制空权”，2000多架重型轰炸机曾经猛烈袭击过希特勒占领的欧洲。此外，美国还拥有当时威力最强大的武器——原子弹的垄断权。战争还促使美国迅猛向外扩张，它控制了新的势力范围。1942年以来，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海洋的统治者，它的势力范围已伸进包括英国过去最不容旁人染指的东地中海。1946年，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56个国家，遍布世界各地；到1947年，美国在国外已先后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第6期叶晓东：从严惩到扶持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第30卷
在战争中崛起的另一个强国是苏联。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的领土就已扩大，从芬兰、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获得不少领土；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重新并入苏联；东普鲁士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也被苏军占领。苏德战场是打击德国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它击溃德军506个师，德国伤亡和被俘的1360万人中有1000多万人是在东部战线被歼的。战争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共生产48.99万门火炮，10.25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3.68万架飞机。1944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接近战前水平，而军火产量比1940年增加两倍。战争结束时，苏联武装力量也扩大到1200万人。战后，苏军虽然削减了2/3，但仍然拥有175个师，并配备25000辆主战坦克和19000架飞机［4］。美国凭借它在战争中形成的巨大军事和经济力量，凭借它在反法西斯作战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凭借它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战略优势地位，开始在欧洲地区谋求支配地位，并试图排斥对手和异己，按照它的理想来塑造这一地区，并将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去。美国在欧洲的扩张面临着机遇和巨大的挑战。传统的欧洲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为美国向欧洲的渗透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由于苏联在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由于苏联作为一个欧洲强国和世界大国在战后的崛起，由于苏联和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苏联开始在欧洲实行与美国抗衡的政策，这使美国谋求支配地位的设想增添了许多困难。二、德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欧洲是美国和苏联争夺的主战场，在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在维持欧洲均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则是德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苏在欧洲的冷战并不是着力于自身实力的消长，对于双方而言，这一时期斗争的焦点是决定西德和西欧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归属到哪一方的问题。基于德国将扮演第三潜在强国角色，其背离或合作将决定整个力量平衡的信念，加上与之相关的观点，即一个联合起来的西欧最终将作为第三力量出现，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德国的衰竭，使美国和苏俄之间出现了势力真空。如果美国不愿意陷入孤立并局限于新大陆，就必须采取步骤阻止俄国占据西欧的真空地带。［2］”德国战后的情况确实很可怕，战争曾打到了德国的心脏地带，几乎没有哪个德国的城镇能够逃脱盟国的战略轰炸，以及纳粹分子自己在撤退时故意进行的破坏。再加上有1 000万德国人从并入波兰的前德国领土上回到了这些废墟之上，这种局势就更加恶化了。当时只有一个合适的词能形容1945年的德国，那就是“混乱”。成百万人民面临的最根本的需要是寻找食物、栖身之地和工作［5］。 1946年，西占区的德国的工业生产只有1938年的22.9%，煤产量为1938年27.8%，钢为11.3%，发电量为39.8%［4］。在政治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不复存在，它被四大国分区占领。德国不再有一个中央政府，美、英、法、苏四大国军事当局取得了对德国的统治权。从1945年到1949年，按照协议德国被分割成四个占领区，由四个不同的军事当局加以统治。在占领的最初几年里，各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起着和国界线一样的作用。在各个占领区内，它们各自的军事指挥官在很大程度上强制推行他们政府的那一套政治和经济理论。“他们没有为整个德国寻求一项共同的解决办法而操心——尽管在波茨坦就已经同意要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记者埃德温·哈特里奇在他所著的《第四帝国》一书中对德国人民的战后状况作出了生动描写：战后，德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弃儿，在人们看来，“他们在战后的世界上是没有地位的，只不过是被剥夺了几乎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利、同时也几乎失去一切财产的三等或四等国家的公民罢了……战后最初的三年……大概是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以后德国人民最困苦的时候。［6］”但德国的衰竭只是表面现象，在未来西欧的复兴中，德国将起到关键性作用。“德国的实力虽然被战争大大削弱了，但这一点也没有解决她将来会变得多么强大的问题……问题不是德国实力停留在1918或1945年，而是在10到20年后，德国会拥有怎样的实力。［7］ ”1947年1月，杜勒斯发表的对欧洲政策讲话中就提到了德国对于西欧复兴的重要性，他说：“拥有煤和勤劳的人民的莱茵河盆地构成了欧洲经济的心脏……从那个地区，不仅可以为德国人，也可以为德国的西部邻国带来活力。［8］”亨利·基辛格写道：“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如果不是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以来——德国就一直在欧洲的均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情况甚至到1945年德国被打败时仍然没有变化。［5］”“至少三百年来，德国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所在。”在对历史作了一些解释后，他继续写道：“对欧洲的和平来说，德国始终不是太弱就是过分强大。［9］”如何让德国不至于威胁欧洲的和平？基辛格认为，“理想的情况是德国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卫自己，但是不能进攻，其统一的程度使它应使它所遭到的困难不致演成冲突，它的分歧不致鼓励其邻国你争我夺，但是又不要过于集中，以免德国的纪律性和可以迅速采取行动的能力引起其他国家为了自卫，采取应付措施。这样一个德国仅在极少的时期中存在过。帮助建立这样一个德国，必须是西方政策的一项重大任务。［10］”三、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过程如何才能让德国不再对欧洲和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早在1943年，美国就已经开始酝酿战后的对德政策。当时主张：“必须维护德国的统一，德国的军事机器必须改造为和平经济，重建德国对外贸易以利美国。［11］”但是，在1944年夏，美国财务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了一份旨在分裂和削弱德国的所谓“制止德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该计划比较激进，它主张使德国“彻底非工业化和重新农业化，全部拆毁冶金、化学和电子工业，并且坚定地将德国经济改革为农业经济”；要求“摧毁或拆除德国所有可能用于战争目的的工厂和设备——一切重工业，占领当局只允许生产消费品”［6］。可见，非工业化是“摩根索计划”的核心，它对德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实质上是全部摧毁德国的工业能力，最终目的是要把德国永远排除现代工业国的行列，削弱其经济，使之长期不得恢复。这样一来，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有效制止德国的侵略性。“摩根索计划”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宣布，他本人赞同把德国变成一个只生产初级农产品的国家，他也同意“摩根索计划”的主要观点，即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德国纯属无稽之谈。他之所以支持这个计划，出自两点原因：一是要给德国人一个教训。罗斯福在给荷兰女王的一封信中写道，在美国关于如何对待德国问题上，有两派观点，一派主张予以宽容对待，另一派主张予以严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属于后一派，尽管我并非嗜血成性，但这次我至少要让德国人清楚地明白，他们输掉了战争。”二是可以有助于向苏联表达善意。在罗斯福的战后世界安排中，战时的合作不仅可以继续，而且可以得到发展。作为战后仅存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必须而且也能够进行合作，共同主宰世界。为此目的，就要争取苏联的信任，在德国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合作，打消苏联在安全方面的担忧。为此，罗斯福指出：“要牢牢记住，我们战后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美苏合作，这是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在德国问题上取得谅解将是双方合作的基础。”罗斯福还表示：“符合于苏联要求的安全性质取决于战后建立一个何种类型的德国。［12］”鉴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一个被彻底削弱的德国将符合苏联在安全方面的要求。由此可见，在美国政府制订的战后世界蓝图中，德国问题一开始就从属于它主宰和称霸世界的计划。尽管有罗斯福的支持，并在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被美国和英国政府所接受，但“摩根索计划”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从经济上来说，该计划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早已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欧洲经济早就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在国际合作分工中，德国一直向欧洲其他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大幅度地改变和限制德国的经济，会对原来已经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产生破坏作用，割裂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必定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是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在欧洲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最终也会波及到美国。具体到德国的实际情况，德国在农业上不能自给，而且有2500万到3000万人口依靠出口工业制成品维持生活。农业式的经济不可能满足德国庞大人口的需要。“摩根索计划”出台后，便在美国政府内部遭到国务院和军界的强烈反对。助理国务卿斯蒂文森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将“摩根索计划”称为“对文明的犯罪”和“对绝望的公开妥协”［13］。由于来自各方的反对，特别是由于“摩根索计划”的反对者将这一计划透露给报界，其苛刻的内容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美国政府对“摩根索计划”进行了修改，于1945年4月发布了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第1067号指令，作为占领德国的指导性方针。该指令规定：“打破纳粹德国‘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拆除所有军工厂以及用于赔偿的重工业企业”、“规定所有重要工业部门的最高产量，从而限制德国今后的发展”、“取缔一些工业生产部门，如：合成汽油和橡胶、原子研究和发展等”［6］。并指出，美国占领当局“不得采取导致德国经济重建以及适于维持或加强德国经济的措施”［14］。这个指令很明显具有“摩根索计划”的残余，“它允许盟国推行类似摩根索计划的严格政策，但又留有充分余地，以便有朝一日在未来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不得不利用德国时，可以修改和改变这种政策。［2］”美国和苏联在战后各自从本国全球战略利益出发来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使战时的大国合作政策在战后逐渐破裂，并导致美苏之间爆发冷战。随着美苏对抗的加剧，双方逐渐把对方视为称霸世界的最大敌人。这也影响到双方对德国问题的看法，美国和苏联开始更多地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德国问题，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只处于从属地位。“如果把围绕德国问题所开展的斗争看成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与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意识形态对立的副产品，或只是把它作为众多矛盾冲突中的一个，是错误的。”双方对德国的看法都是两种截然不同但互相联系着的观点的混合物。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所指出的，“一方面，是要避免一个复苏后的德国本身所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要防止德国在冷战中倒向对手阵营所带来的威胁。［15］”同样，国际政治学家哈里森·瓦格纳也认为，美国和苏联是从权力政治的现实来看待德国问题的。他指出：“如果认为西德从美国控制之下倒向苏联一方不会‘改变力量平衡’，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冷战似乎根本不存在。［16］”正是意识到德国将在未来的美苏权力政治的博弈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和苏联竞相公开拉拢德国人民，互相指责对方破坏了在德国问题上的合作。1946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严厉抨击了西方分裂德国的企图。并表示，苏联反对西方分裂德国的政策，因为它们“错误地推动了把作为一个国家的德国予以取消，或将其领土包括重要的工业中心分割出去的进程。［17］”作为对苏联指责的回应，1946年9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讲宣称，美国反对将鲁尔和莱茵兰从德国分裂出去，或将这些地区置于外国控制和监督之下。他还声称，德国东部边界并没有最后确定，可以与波兰进行协商予以修改［18］。贝尔纳斯的演讲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表明，美国已经从战争后期对德国的严惩政策转变为积极扶持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甚至要借助于煽动德国人民民族主义情感的方式来实现。“在德国问题上所流露出的消极态度被美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们到处宣扬，其根源不仅在于复杂的德国问题本身，也在于自1946年上半年以来美苏关系的迅速恶化。［1］”英国学者罗格·摩根认为：“战后美国与其前敌国（至少是德国的西半部）和解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46年9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演说，在该演说中，他许诺将减轻德国的经济负担，并暗示美国愿意帮助建立一个西德政权。［19］”四、结语二战后期，美国对德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对德予以严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苏联战时合作的破裂，美苏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对苏联进行遏制，制止苏联的势力向欧洲的渗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鉴于德国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它的工业和军事潜力，以及它在历史上所一直扮演的欧洲力量平衡器的角色，美国开始考虑转变其对德政策。经过战后初期一段时间的酝酿，美国决定放弃对德严惩政策，转而谋求对德国进行扶持，并将德国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把德国作为遏制苏联的桥头堡。可见，美国战后对德政策转变的动因是出自国家利益的需要，而非美国的决策者所宣扬的对德国人民的同情。